推薦答案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即“入世”，成為世界經濟大家庭中的一員。十年來，在WTO框架下，中國的對外貿易和經濟發(fā)展取得了重大進步和成就，同時，世界經濟也因為有了中國的積極參與而更具多樣性。中國“入世”這一課題，吸引了國內外各界人士的關注和研究。各種組織機構把中國列入重點研究對象，各種層次的期刊開辟新專欄，以刊載與中國“入世”和中國經濟有關的文章和著述，不同學科的學者也都不同程度地涉足到這一研究領域。
一、研究中國“入世”問題的機構載體和主體
第一，一些大型國際性組織的相關部門和有關研究人員。作為國際組織中的重要成員和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yè)備受世人矚目。在2001年“入世”前后，世界貿易組織就一直關注著中國的“入世”，及其對中國和世界經濟的影響問題，出版了大量與中國“入世”有關的法律文件、統(tǒng)計數據和研究報告等。相關研究人員也開展了多方面的調查研究，發(fā)表了不少有價值和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世界銀行則于2002年6月在北京召開了“中國加入WTO、政策改革和消除貧困”討論會。其他國際性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聯合國貿易與發(fā)展署等，都有大量科研人員在研究中國的“入世”問題。
第二，與中國對外貿易聯系密切的美國政府部門和非政府組織。美國審計總署（GAO）是為美國國會服務的無黨派獨立機構，號稱“國會忠實的守護人”。該機構對美中貿易問題非常重視，從2004年開始，組織了一個由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商務部、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te）和農業(yè)部（USDA）組成的長期工作小組，以綜合評估中國“入世”承諾的履行問題，每年發(fā)布與中國“入世”有關的調查報告和聽證材料。
商業(yè)性咨詢機構以美中貿易委員會（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USCBC）為代表。該機構成立于1973年，是美國企業(yè)家與中國大陸進行商務聯系的主要組織，系非政府、非營利和無黨派組織，擁有大約220家在華經營的美國會員公司，主要向在美國本土和在整個亞洲地區(qū)經營的美國公司提供廣泛深入的有關中國商務信息的咨詢和服務，并舉辦各種活動。該組織設有“世界貿易組織與中國”專題研究項目，出版有關中國“入世”的重要出版物，包括：每年出版一期的“調查和研究報告”；對有關中國應對“入世”所頒布的一系列法律法規(guī)，提出相應修改意見的“政府文件修改建議書”；1974年創(chuàng)刊的《美中商務評論》雜志等。
第三，智庫型和學術性研究機構。美國有1700個智庫型研究機構，不少組織會研究國家面臨的主要問題，以為政府的有關決策提供咨詢、建議和研究基礎。成立于1916年的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設有約翰·桑頓中國研究中心（The John L.Thornton China Center），有關人員對這一課題進行了深入研究。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術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成立于1968年），在中國“入世”后的第二天，就舉行了一次“中國與WTO：國內挑戰(zhàn)，國際壓力”的研討會。主要討論作為WTO成員國，中國的國有企業(yè)、農村經濟，以及社會穩(wěn)定會受到哪些影響，以及中國遵守WTO各種嚴格規(guī)則的能力。美國國際法研究協(xié)會（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成立于1906年）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研究中國的“入世”問題，他們主要從國際關系，特別是中美關系，以及國際法的角度進行研究。成立于1981年的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對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匯率制度的研究很有特色，研究人員從世界經濟的角度，探討中國的經濟發(fā)展問題。
高等院校是另一個主要研究力量，凡是開設有東亞系或中國問題研究的學校，都會有相關人員開展包括“入世”在內的中國問題的研究。如美國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喬治·華盛頓大學、華盛頓大學（西雅圖）、波士頓大學、普渡大學、布蘭迪斯大學、卡耐基梅隆大學，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多倫多大學，澳大利亞的阿德萊德大學等。
第四，研究成果發(fā)表的載體。一類是學術刊物。創(chuàng)刊于1960年的英國《中國季刊》是一本專門刊登西方學者有關中國問題研究的期刊有關《中國季刊》對中國問題的研究情況，（可參閱拙文：《從〈中國季刊〉看西方學者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1期。）。2001年和2007年，《中國季刊》先后開辟了兩個專輯，刊載了中國“入世”問題的有關研究成果。其中2001年的專輯是專門針對中國“入世”問題的，而2007年的專輯是有關中國法律問題，以及從法律制度方面，研究中國是如何應對“入世”挑戰(zhàn)的。其他年份也零散地刊載有關研究成果和書評文章。成立于1920年的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是非盈利性研究機構，2003年開設了“中國經濟研究項目組”，隨后即在網絡上發(fā)表有關研究人員的工作手稿，至今已積累了不少研究成果有關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對當代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情況，（可參閱拙文《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對當代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基于中國經濟研究項目組工作手稿的分析》，《當代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6期；姚亞莉：《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對當代中國經濟問題的動態(tài)研究——基于中國經濟研究項目組二○○八年工作手稿的分析》，《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12期；王偉：《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對當代中國經濟問題研究的最新進展——基于中國經濟研究項目組2009~2010年工作手稿的分析》，《中國當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梢哉f這是目前為止比較集中反映這一專題研究狀況的研究園地了。另一類是紙質媒體和網絡。主要有《經濟學家》（英國雜志）《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等。
原來研究中國問題的傳統(tǒng)刊物，如美國的《亞洲研究雜志》和澳大利亞的《中國研究》卻在這一潮流中顯得過于保守，較少涉及有關中國“入世”問題的研究話題。此外，學術性期刊如《經濟文獻雜志》和《國際經濟雜志》等，也發(fā)表了相關的文章。
據不完全統(tǒng)計，上述所提到的研究機構和媒體雜志，十年來出版和刊載的與中國“入世”直接或間接相關的、以英文撰寫的研究論文不少于40篇。如果加上中國外向型經濟和對外貿易問題的研究成果就不止這些，重要的評論性文章在15篇以上，出版的專著、文獻資料和統(tǒng)計數據，則因國別較多和語言問題而難以量化衡量。
目前，比較活躍的研究人員均是非傳統(tǒng)的中國研究專家，而是中國研究中的一些非主流學者，他們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研究機構和高校之中，從歷史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多學科角度，依托網絡平臺，及時關注和研究當代中國的經濟問題，其中以“入世”為中心的對外貿易問題是其研究的重點。
從時間上來說，2001年以來，西方學者對中國“入世”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時間段，即加入之年的2001年和2002年、2006和2007年，以及十周年之際的2011年。研究的主要問題包括：中國“入世”和對外開放的歷程；“入世”的目的和戰(zhàn)略考量；“入世”的承諾和條件；“入世”對中國經濟、政治、法律、社會以及世界經濟的影響；“入世”后中國方面對所做承諾的履行情況，目前還存在哪些問題等。
二、關于中國“入世”的目的和承諾
在2001年前后，關于中國“入世”的原因和目的的研究是比較集中的，不少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探究，有10多篇文章涉及這一問題，比較有代表性有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托尼·塞奇（Tony Saich）、加拿大國際治理和創(chuàng)新研究中心的格蘭達·馬倫（Glenda Mallon）和西安大略大學的約翰·惠利（John Whalley）、美國佐治亞州立大學教授佩內洛普·普萊姆（Penelope B.Prime），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托馬斯·魯姆博夫（Thomas Rumbaugh）和尼古拉斯·布蘭切爾（Nicolas Blancher）等，他們認為，盡管“入世”條件有些嚴苛，但對于中國來說，這一步是必須的，這是多方面考慮的結果。
一是政治上的考量。作為世界舞臺上的重要國家，中國必須要參與這么一個國際組織。一旦加入WTO，美國國會就不可能每年都要就中美貿易中的“正常貿易關系”（最惠國待遇）問題進行討論和表決，而且還可以成為WTO規(guī)則的制定者，對與中國有關的問題有發(fā)言權；不能讓臺灣先加入，一定要在WTO中對這一敏感問題有話語權，同時也有利于大陸和臺灣的貿易和投資往來，促進將來可能重啟的兩岸政治對話和整合，至少可以提供一種解決海峽兩岸經濟和貿易爭端的機制。
二是經濟上的切身利益。這是沒有選擇的選擇，因為如果不加入的話，短期內經濟會得到暫時的保護，但就長期來說，就不可能享受到WTO成員國的一些重要和制度性的好處，如國內企業(yè)在國際貿易中可享受到最惠國待遇，免遭正常貿易障礙。過去的出口模式難以繼續(xù)維持下去，對外貿易中遇到種種的棘手問題，但加入WTO就可以獲得一種制度性的解決途徑；有希望成為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新一輪技術革命的一部分。
三是出于改革動力和經濟增長源泉的考慮。對于中國領導者來說，可以利用WTO成員國身份這一外部約束機制，不斷推動已進行多年的市場經濟改革，減少既得利益者對不斷改革的阻礙，抑制地方政府的權力；還可以獲得新的經濟增長源泉，“入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有可能達到2個百分點，增加1500萬個就業(yè)崗位。特別是有助于為中國商品打開通往歐洲、日本和美國的市場，打開紡織品、服裝和通訊設備產品的外國市場。增加對外商在華投資的吸引力，服務產業(yè)尤其需要更多的外國投資，以吸收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和下崗工人的就業(yè)；普萊姆指出，中國之所以能被接納成為WTO成員，是其從90年代以來不斷進行市場經濟改革的結果，但加入WTO的一攬子談判，只是中國未來時期所要經歷的主要變化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關于“入世”時中國所作的各種承諾和讓步，得到大多數學者的積極肯定。他們認為，在發(fā)展中國家來說，中國“入世”的條件是比較苛刻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魯姆博夫和布蘭切爾認為，中國對“入世”的承諾是世人皆知的，包括降低進口商品的關稅，以推進商品貿易的自由化；向外資開放服務業(yè)領域，如銀行業(yè)、保險業(yè)和通訊設備產品產業(yè)等，以推動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在貿易和投資制度方面，實行國民待遇原則和非歧視性原則，取消與WTO規(guī)則不一致的出口補貼和農業(yè)補貼，采用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標準，以及在貿易活動中保護知識產權；實施對貿易伙伴的安全原則，如專門產品生產的安全轉換機制、中國紡織品和服裝出口的專門安全機制，以及成員國可以啟動對“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反傾銷訴求等。